——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足球往事》

拉丁美洲足球热潮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结束后，进入16强的五支球队均来自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和哥伦比亚。包括已被淘汰的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共有8支拉美球队参加本届世界杯。

历史上，拉美球队曾多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共获得9次冠军。其中巴西队曾5次夺冠，因此被誉为“五星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分别两次夺得冠军。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已成为拉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拉美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富有还是贫穷，普遍都具有宗教狂热和对足球的热情。拉美足球为何如此繁荣？

足球在世界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

众所周知，现代足球的规则起源于英格兰。拉丁美洲的足球文化也来自欧洲。但在现代足球诞生之前，拉丁美洲的古代玛雅人也有一项类似足球的运动，叫做Ōllamaliztli（纳瓦特尔）。在许多玛雅遗址中都发现了类似法庭的场所。最大的在墨西哥奇琴伊察，尺寸约为166m*70m。考古学家推测他们使用的是实心橡胶球，比现代足球重得多。当时的球类运动不仅具有竞技性质，还含有祭祀意义。笔者访问墨西哥时，在一些文献、博物馆和遗址中看到了这种竞赛（仪式）的图像和壁画。在一些景点，还会有现代人化着妆来模仿重现当年的游戏场景。

重现古代玛雅足球场景

奇琴伊察玛雅遗址墙上的“球门”

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移民人数最多。这些移民中有许多是英国人，他们将足球带到了当地。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和移民社区的扩大，他们组织了足球俱乐部和非正式联赛来满足娱乐需求。

这项运动很快引起了拉丁美洲其他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兴趣，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俱乐部。因为足球是一项门槛相对较低的运动，不需要昂贵的装备，也不需要恶劣的场地。它甚至不需要真正的球，只需要一些可以踢的东西。与纸球或空塑料瓶相比。许多拉丁美洲的孩子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们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变成足球，把街道变成体育场。

拉丁美洲男孩在街上踢足球

在拉丁美洲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和贫富差距严重的地区，足球场已经成为平等主义的舞台。尊重不是来自你的社会地位，而是来自你的球技和球技。而且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比富人家被宠坏的孩子玩得更好。后来，随着这项赛事的商业化，这些贫困儿童及其家庭也将足球视为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许多拉丁美洲明星都来自贫民窟。比如两位伟大的足球冠军贝利和马拉多纳，“外星人”罗纳尔多、梅西和内马尔也都列在这个名单中。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来自贫民窟的孩子追求他们的足球梦想。但商业化的弊端也很明显。来自乌拉圭的拉美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足球往事》中写道：当这项运动成为一项产业时，足球的美丽就绽放于踢球的乐趣之上。花儿被连根拔起。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乌拉圭队在决赛中以4-2击败阿根廷队，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此后，拉美国家在历届世界杯上都表现出色。除了前面提到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九届冠军外，还有很多其他球队多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并最终打进八强和第四名。强大的。

拉美国家凭借丰富的足球文化和足球土壤，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职业球员，为欧洲五大联赛贡献了大量人才。全球前十名球员输出国中，拉美国家占四席（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

全球十大球员输出国

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8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国际足联宣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联合主办权。世界杯在中断后将重返拉丁美洲。世界各地的球迷将能够再次看到阿兹特克体育场的雄伟。被球迷津津乐道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就发生在这座球场，那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世界杯决赛也在此体育场举行。最终，阿根廷3-2击败西德，夺得冠军。

拉丁美洲足球撼动政治

确实，足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但由于其商业性和强加的政治性，也带来了许多黑暗的东西。不言而喻，在争夺主办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买票、造球事件。有时也会成为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的导火索。就拉丁美洲而言，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就是著名的例子。随着双方争夺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张入场券，冲突升级。战争造成双方伤亡3000余人。虽然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资源问题，但足球却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直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足球的政治往往以较为温和的形式表达。通常，当国家领导人赞助足球时，他们承认足球在国家社会中的文化重要性。当他们为获胜队颁发奖杯时，也是在展示自己的权威。他们经常将自己与一项流行的运动联系起来，从而表明他们与人们有着同样的热情。但在拉丁美洲，政治家和足球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这密切得多。特别是军政府为了控制民众，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混合的方式，其中足球起到了提供“胡萝卜”的主导作用。乌拉圭小说家马里奥·贝内代蒂曾指出“足球是政治催眠剂”。在这样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足球世界的关键人物是政治人物，而不是足球运动员本身。

随着足球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开始在国家庆祝活动中发挥作用。例如，1910年和1916年，足球比赛作为阿根廷独立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举行。 1922年的南美锦标赛在巴西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乌拉圭在1930年主办了第一届世界杯，以纪念该国从西班牙独立100周年和宪法颁布。乌拉圭总统观看了乌拉圭在第一届世界杯上的所有比赛。 1938 年的河床队和 1940 年的博卡青年队都在 5 月 25 日阿根廷独立日启用新球场，这显然并非巧合。

政治领导人希望与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现象的事物联系起来，而在拉丁美洲，足球就是这样。 1919年，巴西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时任总统佩索阿在各种场合想方设法祝贺巴西队首次夺得南美冠军。 “我代表国家，向巴西年轻运动员的胜利致敬。” 1927年，巴西总统华盛顿·路易斯亲眼目睹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的宿敌之战。比赛开始前，总统和部长们受到了超过五万民众起立鼓掌，持续了三分钟。总统后来说，他一生中从未受到过这么多人的欢呼和钦佩。政客们努力将自己与流行文化中这种日益强大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

拉丁美洲政治向足球伸出援手的例子有很多。 20 世纪 40 年代末，巴西总统杜特拉（1946 年至 1951 年任职）在里约市中心附近给了弗拉门戈一处房产。在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段时期，瓦尔加斯本人还向弗拉门戈提供低息政府贷款，帮助俱乐部建造一栋24层的办公楼。 1969年至1975年间，巴西修建了13座大型体育场。到 1978 年，世界上最大的 10 个体育场中有 7 个在巴西。 1964年军事政变后，足球成为新独裁政权与人民利益联系的方式之一。总统梅迪奇（1969-1974年在任）自称是弗拉门戈队的球迷，经常观看他们的比赛。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好者。尽管盖泽尔总统不是粉丝，但他的宣传团队却给他贴上了粉丝标签。

批评人士称，巴西足球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随着赢得选举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党越来越多地操纵足球来影响球迷，进而影响选民。巴西足球人士都知道，如果你想在巴西从政，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会有所帮助，而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对足球感兴趣是一个真正的优势。

我们来谈谈另一支拉丁美洲双雄——阿根廷。

1924 年 7 月 6 日，当博卡青年队开球时，国家领导人也在场，陪同的还有他的战争部长和俱乐部的铁杆球迷奥古斯丁·胡斯托。胡斯托将军本人于 1932 年至 1938 年间担任共和国总统。博卡俱乐部主席爱德华·桑切斯·特雷罗与胡斯托的女儿结婚。博卡利用国家资金建设体育场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庇隆总统的领导下，足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系统化。

庇隆是 1943 年政变的重要人物。后来他担任战争部长和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他没有向劳工宣战，而是走平民路线，推动阿根廷工会的扩张。两年内，工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0%上升到66%。 1945年，他与女演员玛丽亚·伊娃·杜阿尔特（人称庇隆夫人）结婚，1946年竞选总统并获胜。在工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庇隆创建了强大的政治体系。他提出了有利于工人的收入再分配、铁路国有化等措施，并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以减少阿根廷对原材料进出口的依赖。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当时已经比较普及，利用国家资源进一步鼓励体育运动是符合统治逻辑的。与所有政府一样，他相信此类政策可能有助于他赢得选票，并吸引人们对其政权中不太理想的方面的关注。

胡安·多明戈·庇隆观看比赛

1947年，政府将阿根廷奥林匹克委员会和阿根廷体育联合会合并，组建新的体育监督委员会。 “庇隆大力支持民族体育”、“庇隆——国家第一运动员”等标语随处可见。庇隆夫人还通过她领导的社会援助基金会促进体育运动。第一届艾薇塔锦标赛于1950年举行，这是一项针对13至15岁儿童的足球比赛。第一届比赛共有15万名青少年参加，第二届比赛有20万名青少年参加。正是在这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阿根廷球迷穿上了他们的第一双球鞋和袜子。

考虑到阿根廷庇隆政府对足球的重视，阿根廷没有派队参加1949年巴西南美锦标赛、1950年巴西世界杯和1954年瑞士世界杯，这令人惊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失败的担忧导致政府决定不参与。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阿根廷的许多关键球员在 1948 年至 1949 年的罢工期间离开了这个国家。

1966年，国际足联暂定阿根廷为1978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对于阿根廷来说，时机再好不过了，为他们提供了复仇的绝佳机会。 1966年，第八届世界杯在英国举行。这是一场让拉丁美洲球队愤怒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对阵东道主队。两名阿根廷球员随后因攻击裁判费雷罗和向国际足联官员吐口水而被停赛。第66分钟，赫斯特的进球帮助英格兰队取得了胜利。阿根廷中场球员安东尼奥·拉丁在抗议后被勒令离开温布利球场，并在拒绝离开后被几名警察带走。南美抗议者声称东道主英国在西德裁判的帮助下操纵了比赛。巴西的大部分比赛由英国裁判执法。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由德国人当裁判；这是一场如此激烈的比赛，英格兰队主教练阿尔夫·拉姆齐后来将阿根廷人形容为“野兽”。与此同时，在西德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中，英国裁判将两名乌拉圭球员罚下场。

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在阿根廷队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向他们致意。 《国民报》刊登了这样一个标题：“英国首先偷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现在他们又偷走了世界杯。”

1976年3月，政府被军方推翻。一些新政府官员表示，该国无力主办世界杯，但军政府不同意。阿根廷花费了约10%的国家预算，即约7亿美元，建造了一系列新体育场。建造了一个可容纳25,000名记者的新闻中心，建造了一个新的电视演播室，并引进了彩色电视。 26 个机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政府表示将通过5万名入境游客的消费来收回部分成本，但令阿根廷政府大失所望的是，最终抵达阿根廷的游客不超过1万名。

很明显，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希望利用举办1978年世界杯来增强政权在国内外的合法性。但阿根廷对1978年世界杯的热情不仅仅是独裁政权宣传活动的结果。正如塞尔吉奥·雷纳 (Sergio Reina) 的一部故事片的标题所说，这是“一场所有人的盛宴”。本届世界杯东道主阿根廷一路奋战，在决赛中与上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相遇。肯佩斯带领的阿根廷队最终以3:1的比分击败荷兰队，首次在本土夺得世界杯冠军。

维地拉将军祝贺阿根廷队获胜

事后看来，对于维德拉将军来说，1978年世界杯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塑造了阿根廷的强国形象，暂时转移了公众对糟糕的经济形势和可怕的军事统治的注意力。

1982年7月2日，西班牙世界杯上，两支来自南美洲的强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三星级”巴西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结果，面对拥有中场“四王”（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塞雷佐）的巴西队，拥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以1：3落败。 22岁的马拉多纳因为在比赛中踢人而被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在场上流下了眼泪，让整个阿根廷都落泪了。当然，这种悲伤不仅是因为阿根廷队的卫冕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还因为十多天前，阿根廷军队在马岛战争中遭遇惨败，于2017年向英军投降。 1982年6月14日，阿根廷人民一方面认为自己国家的军政府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英国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分担仇恨，与外界打交道。足球再次成为军政府的“救世主”。

看来，在足球文化盛行的拉美地区，用它作为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工具是拉美政客的拿手好戏，他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足球的“软球”足以撬动政治的“硬球”。